1644年，满清入关，统治中国。有些人在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时发现，明朝政府在统治思想上做得很差劲，对百姓的思想控制太宽松。所以明帝国后期层出不穷的民变，除了天灾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王阳明心学的泛滥，也就是心学洪流让底层民众过分觉醒，让他们有理由去争取独立和平等。清朝统治者认为，王阳明心学是洪水猛兽，必须严厉禁止;朱熹理学最适合治国，必须高调提倡。

　　当然，清朝统治者们禁止的是王阳明心学，对于已经趋向于朱熹理学的，他们不太禁止但也不支持。这似乎给了王阳明心学满血复活的机会，一批心学大师站到了清朝思想圣坛上。如孙奇逢、李颟、毛奇龄、张履祥、颜元。确切地说，他们是王阳明心学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大抵都有个共同的特点，给人的感觉在心学圣坛上的身份模模糊糊。一方面，他们声称自己的思想来源于王阳明，而另一方面，他们又用理学给王阳明心学增加了许多成分，在他们身上，我们发现王阳明心学有点四不像了。甚至张履祥和颜元，从伏首王阳明掉头又批判王阳明，可他们批判的武器中，仍然有王阳明心学的思想。

　　这种遮遮掩掩，甚至是反戈相击大概是迫不得已。清朝统治者对王阳明心学一点好感都没有， 作为生存在极权下的思想家们，也只能遮遮掩掩。虽然如此，王阳明心学在清朝却不绝如缕，一遇国家民族危急时刻，王阳明心学就如沉寂待发的火山一样，冲天而起，火光骇人。

　　1840年，清政府和英国政府的军队正式在海上面对面，第一次战争爆发，清政府惨败，从此开始了它屈辱悲惨的晚清史。实际上就在战争的很多年前，清王朝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乃至思想危机已露苗头。政治腐败是罪魁祸首，直接导致官员道德素质的下滑，社会风气的颓废，思想世界的单调乏味更加重了这些危机。

　　这时心学家再一次站了出来。江苏扬州人焦循首倡王阳明的“致良知”，他提出最应该先致良知的就是皇帝，皇帝治理天下应该用良知来让百姓富裕起来，不能总是对百姓空讲义而不讲利。他巧妙地将“义利”结合起来，要人摒弃理学家的义利水火不容的观点。他说，一个政府的良知就是要满足人们正当的欲望。和王阳明以及门徒一样， 焦循试图创造一个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和王阳明“拔本塞源论” 的思想一模一样。

　　焦循的心学思想也只不过是空喊口号，没有统治者会听他的思想进行变革。如果说焦循是江湖心学家，那么林则徐就是庙堂心学家。

　　林则徐是不折不扣的王阳明门徒，王阳明心学思想深人骨髓，林则徐所处的中国，闭关锁国，死气沉沉，而世界风暴已经开始刮起，林则徐发挥王阳明提倡的人的主体精神，要人睁眼看世界，认为人只有面对现实，勇敢地学习先进技术和思想，才能抵抗强敌的挑战。

　　林则徐有一股王阳明的劲头:遇事必尽心尽力，哪怕是不可为事，但良知认为应该去做，他就义无反顾地去做。在广东虎门焚烧洋人的烟时，所有人都反对，因为这样会给他本人引来麻烦，林则徐却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以避之。”坚决销毁，后来的事情正如别人所预料的那样，英国人把军舰开到中国大门口，中国政府打不过人家，只好把林则徐当成替罪羊，发配边疆。

　　林则徐是那个时代最合格的官员，官事无巨细，必亲自参与请划，待人温和、诚恳，严以律己，用良知来对待一切人和事。

　　他是心学践履者，而他最后的命运却告诉我们，王阳明心学在那时显然已无法再在中国成长。

　　其实，从清朝开国到第一次战争的两百年间，心学家们所创建的“事功” 寥寥无几。他们只能偶尔进发出思想的星星火光，但这就足够了，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甲午战争的失利让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失落，堂堂中华败给了日本“蛮夷之邦、蕞尔小国”，变革者们开始探索自救自强的道路。让一个国家彻底改变，无外乎两个思路:温和改革与暴力革命。而心学恰好在这两方面都是锋利的武器。心学学徒康有为、梁启超率先用王阳明心学作为武器发动的“百日维新”，最终以慈禧太后的反击而失败，不过他们让当时已成古老僵尸的中国闻到了一股新气息，实际上这气息还是王阳明心学的气息。 人人都认为，康有为和梁启超试图改造中国的失败不是王阳明心学的失败，而是他们本身的问题，比如先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没有权力的光绪皇帝身上，后来又头脑发热准备向慈禧太后夺权。

　　于是，另外一批王阳明心学的斗士们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次，王阳明心学好像可以呼风唤雨了。

　　康有为和梁启超是温和的改良，孙中山、汪精卫、宋教仁、章炳麟这些心学信徒则主张暴力革命。最终辛亥革命，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康有为、梁启超等受心学影响的人在19世纪末的中国成功推动了改良主义，虽然只有短短的百余天，但毕竟证明了，心学可以在那个颓废不堪的时代为人们带来一丝光。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前仆后继充当的暴力革命正是在王阳明心学鼓动下才会发生，无可否认，辛亥革命和日后中华民国的诞生，主要功勋并非是王阳明心学，但心学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王阳明心学能创造奇迹，人人皆知。但更大的奇迹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